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史 (节选)
宋文坚 刘壮虎 李熙[1]
逻辑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今天它已发展为有多种类型和众多分支的庞大学科群体。逻辑还是一门正在发展的学科，它和其他学科有着相当紧密联系并有着多方面的应用。
逻辑最早发源于古希腊，它后来的重要发展和成长也是在西方国家实现的。
我国正式引进西方逻辑起始于上世纪初，其后这一学科在我国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开展，取得重要成就。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逻辑学在我国的引入、开展教学、做出研究和开拓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致有四个方面：其一，翻译引进工作，形成自己的逻辑观念，进行了西方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领域的开拓工作。其二，逻辑基础课教学和教材的建设。其三，逻辑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其四，开展现代逻辑和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丰富，有所创新，对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第一节 逻辑学科的开端（1905--1937）
一、西方传统逻辑的引进
西方传统逻辑的引进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末年，李之藻译的《名理探》是我国最早的西方逻辑译作，原著是17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Coimbra）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教材，书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原文为上下两编，《名理探》只包括上编。1886年广学会出版了艾约瑟译的《辩学启蒙》，原著是耶芳斯的《逻辑初级读本》，因为译者对逻辑学不甚了了，因而《辩学启蒙》显得粗糙。这两本译著都没有多大影响。
早期最有影响的是严复1905年出版的译著《穆勒名学》，逻辑学界一般将其看作中国逻辑学科开端的标志，它也是北京大学逻辑学科开端的标志。严复翻译该书，夹进了自己的若干评述，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着严复对逻辑的理解和逻辑观。
《穆勒名学》原书名《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作者是英国的密尔（J.S.Mill，严复译为穆勒）。1843 年出版，是西方逻辑史上重要的经典名著。
《逻辑体系》是一部浩瀚巨著，全书共6卷67章，严复共译出全书的一半。未译出部分有假说、类比、机遇预测、普遍因果律的证实、归纳法的一些辅助手段，如观察、描述、抽象、分类方法，以及穆勒的谬误理论，伦理科学中的逻辑，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中的方法等等。此外还有穆勒自己作的大量的注释。这些未译部分都有相当的科学价值，但作为一个包括演绎和归纳的逻辑书，《穆勒名学》应该是较为全面地涵盖了逻辑学必要的内容，逻辑体系也可说达到了完整。另外，由于《逻辑体系》是在逻辑发展史上第一部既涵盖演绎也包括归纳的著作，它比以前西方通行的只讲演绎的逻辑教本是一大革新。所以，严复的《穆勒名学》也是国内对西方逻辑科学和教学体系的最为完整的引进和介绍。
不过，穆勒的《逻辑体系》更像是一部学术专著。对于逻辑的基本内容，它常常是只作简要介绍，大量的笔墨则是讨论逻辑的理论问题，对形式逻辑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词项、谓词理论、命题分类、演绎推理、演绎和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有自己的见解，给出不少新的解释。
在严复的当时，西方已出版了相当多的逻辑著作，严复独选穆勒的《逻辑体系》，和他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有同样的目的，即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科学，以开启国人的文化和科学视野。穆勒的逻辑观点对严复也极有影响。在穆勒看来科学研究都是从归纳开始的，凡科学中的公理、定理、定律都来自实证。科学中最根本和首要的，还是阅历和归纳。严复在《穆勒名学》中就此作一长长按语，说，不能认为演绎的结果和归纳无关。特殊的东西（阅历）包含着普遍，“可执一而御其余，西方科学之所以发达，一切皆由此，中国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并非不用演绎法，也非用得不对，而是因为其根据多是自己臆造，而非实测所会通得来”。
应该说，严复的这一看法，既符合人类认知的发展历史，也符合中国当时国情、世情以及学术界、科技界格物认知的需要。强调学习外国科学文化，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方法，在中国的逻辑引进中，最早就注意到归纳逻辑、归纳方法的作用，不轻视归纳，把归纳和演绎并重，这些严复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严复《穆勒名学》一书的功绩和历史价值。
除严复的《穆勒名学》外，北大学者翻译的西方传统逻辑著作还有严复的《名学浅说》和王国维的《辩学》。
1909年出版的《名学浅说》，原书名《逻辑初级读本》，为英国逻辑学家S.耶芳斯所著，1876年出版。本书概要地介绍了传统形式逻辑和古典归纳逻辑的基本知识，其介绍归纳比介绍演绎的章节还多。耶芳斯既重演绎也重归纳。他对穆勒和归纳逻辑非常推崇，认为归纳是最科学的求知方法。
严复是在1908年翻译此书的。翻译时，严复更大地发挥了他的译书风格。商务印书馆在《重印“严复名著丛刊”前言》中说“严复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他的著作”，“往往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发抒自己的见解”。严复自己也说，“盖吾之为书，取足以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因而在《名学浅说》中，严复更多是阐述他自己对逻辑的体会、理解和心得，针对当时国情与学界的盲塞时蔽，用逻辑义理给以更多的切实批判，有相当多的精彩议论。
1908年出版的《辩学》，原书名《逻辑基础知识：演绎与归纳》，也为耶芳斯所著，1870年出版。耶芳斯认为逻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技艺。所以在《辩学》中，不但有当时完整的传统逻辑的内容，而且还有大量的逻辑应用的实例。
二、初步引进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门新的逻辑，它是传统形式逻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成果，故亦称现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是德国、英国的一些逻辑家弗雷格、罗素等创建起来的。它被引进到我国也是先由北京大学开始的，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为此作了很出色的工作。
英国逻辑家罗素1920年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数理逻辑”五大问题的演讲。他关于数理逻辑的演讲由一名叫吴范寰的记者整理成书，1921年由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出版，书名《数理逻辑》。书末还附有张申府1920年编写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
从《数理逻辑》一书看，罗素在数理逻辑的两次讲演中重点介绍了他的命题演算和类演算，介绍了真值函项概念、命题演算的五个初始公理、推演规则，给出了部分定理，但未给出证明的步骤。介绍了类演算的符号记法，类的加法、乘法等逻辑关系，类演算的一些定理等。罗素在演讲中还陈述了他的逻辑主义的观点，并谈及数理逻辑是科学和数学研究中的有利武器。
在我国最早引进数理逻辑的是北京大学的汪奠基先生。汪奠基1916年至1919年在北大读书。1920-1924年在法国勤工俭学读大学，学习高等数学和数理逻辑。1924年入巴黎大学研究班继续深造。1925年5月回国，经蔡元培介绍到北大任讲师、教授，教哲学、法文和西方逻辑史。1931年至1937年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后来并入北大的中法大学任教授，教哲学和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于1927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讲授罗素数理逻辑和数理逻辑发展史的著作《逻辑与数学逻辑论》。1937年出版了作为《大学丛书》的《现代逻辑》，介绍当时数理逻辑最前沿研究的数学基础问题，数理逻辑三大流派，罗素的逻辑主义、希尔伯特的形式证明论和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这两部著作，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在当时是高水平和高起点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较详细地介绍了数理逻辑的发展史，从理论和思想的深度探讨了传统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必然发展，明确提出数理逻辑是新的和高一阶段的形式逻辑。他把现代逻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代数逻辑（布尔）、数学逻辑（罗素）、数理逻辑（罗素以后）。他的这一划分，很有见地，具有重要启迪。
2. 汪奠基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受罗素逻辑主义的影响较大。他对罗素逻辑的介绍有类于罗素的著作《数理哲学导论》的风格，即勿须用许多符号公式来通俗讲述罗素三大本《数学原理》中所确定的成果。由什么是数，数和逻辑的关系，从逻辑的观点来分析数，讲到命题函项、摹状函项、类型论、摹状词理论、类逻辑、关系逻辑。对这些问题，汪奠基都尽力给出理论上的说明。
3. 《现代逻辑》较全面地介绍了数理逻辑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其中，对罗素的逻辑主义介绍甚详，占书的一半篇幅。另外用三章详细讨论了希尔伯特的公理学，对直觉主义学派则着重介绍了布劳威尔对排中律的批评。此外，《现代逻辑》还介绍了胡塞尔《逻辑研究》一书对逻辑心理主义的批评，介绍了卢卡西维茨的三值逻辑，以及当时微观物理中的波、粒二相无定论，因而提出亚里士多德、罗素的二值逻辑的适宜性问题。在上世纪30 年代，这些介绍都是极其前卫的。
4. 和北京大学诸逻辑前辈严复、章士钊等一样，汪奠基在引进、介绍西方先进逻辑的同时，也在书中有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上的建树。
在20世纪30年代对引进数理逻辑作出贡献的还有当时在哲学系任教的张申府。他是哲学系教授张岱年的兄长。张申府1920年11月赴法国巴黎的中法大学教逻辑和哲学，回国后1931年到193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后在北京大学兼课教授逻辑学。1931年的《哲学评论》5、6两期发表了他翻译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讨论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的著作。张申府译书名为《名理论》。他在“译者言”中说，“此书乃晚近一部奇书，其中所陈，可说是近代西学成就，尤其数理的精华，读之似不易，但越寻译之，必越有得而味”。1933年《哲学评论》第3卷第3期上，还发表了张申府的译文《罗素的演绎论》，这是罗素的一篇文章，罗素在文章中介绍了他的命题演算，讨论了C.I.刘易斯的严格蕴涵。罗素认为，他使用的实质蕴涵是最普遍的。
三、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开创
在哲学学科的发展中，中国哲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国哲学史密切相关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也开始于北京大学。最早开始中国逻辑史研究重要的学者有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人。
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将西方传统逻辑和中国先秦《墨经》中的逻辑思想作了对照讲述，认为中国《墨经》中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但《逻辑指要》并没有对中国先秦的逻辑思想作系统的整理，它不能算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著作。他做的是，提出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并作了一定的研究和宣扬。
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胡适。1917年他承担了北大哲学门的研究课题“中国名学”。胡适研究先秦逻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他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两本书中。《先秦名学史》是我国学者写的第一部中国逻辑史的断代专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阐述的中国先秦逻辑的发展，基本上是他在《先秦名学史》一书中所谈内容。
胡适认为，中国古代有逻辑，且有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先秦时，对“名”的专门研究表明，思想家们进入了对思想自身加以审察和考虑的阶段。诡辩时代正演变为逻辑时代，使逻辑产生成为必然。
胡适重点考察了墨家学派的逻辑。他把墨家分为两派。一派研究并实践墨家的伦理政治学说，一派研究科学、哲学和逻辑。后一派他称之为“别墨”。墨经六篇就是别墨的著作。他认为其中的《小取》是一篇关于逻辑的专题论文，谈了逻辑的一般性质和作用，提出效、譬、侔、援、推五种推理方法和运用这些方法所应注意避免的错误。他认为墨经研究的推理既有演绎也有归纳。他关于墨辩逻辑的讨论就是围绕他的上述见解而展开的。
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还讨论了惠施、公孙龙、庄子、荀子等人的逻辑思想。他把惠施和公孙龙看作别墨的代表人物。这引起当时学界一些争议。章士钊就不同意他的观点，还专门写了《名墨訾应论》，认为惠施、公孙龙是诡辩论，其论义和墨家相反。
胡适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是根据中国哲学史的典籍来揭示先秦的逻辑发展。他的一个思想是，逻辑是构建哲学的方法。构建哲学的方法的发展史也就是中国逻辑的发展史。这和此前梁启超、章士钊等人的比照西方传统逻辑来构建中国古代逻辑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他做的是在中国古籍思想家之间寻求中国哲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使用的逻辑。他认为，效、譬、侔、援、推等是与西方逻辑不同的一些类推和归纳推理方法。他还认为墨家研究的演绎推理不是西方的三段论，而是二段论。
这样我们看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界以北京大学的章士钊，胡适为代表所开创的中国逻辑史学科的研究工作，已经产生了两种研究方法，章士钊创立的中西方逻辑比较研究和胡适的寻求中国古代逻辑自己的内在必然发展的研究。这两种研究途径对我国后世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影响。后世我国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大致也是按着这两种方向途径进行着的。
四、课程和教材
自哲学系成立以来，逻辑学就是必选的基础课程。在哲学系的发展中，课程调整频繁，但逻辑课作为必选的基础课程一直没有变化。最早讲授逻辑的是陈大齐，讲授逻辑的其他学者还有章士钊、胡适、张申府、金岳霖等。
逻辑教学离不开逻辑教材，教材反映着一个大学的教学水平，在大学中教材建设常常是和学科的建设结合在一起的。逻辑教学开始之时，学者一般都使用翻译的或从日本转译的西方逻辑教材。在这些教材的基础上，学者也开始自编逻辑教材。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
章士钊在1907年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逻辑学，对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有很深了解，对穆勒和耶芳斯的著作和观点也了解甚详。1917年他已在北大担任逻辑学教授，还担任过北大图书馆主任，并短期担任过北大校长。他在北大参与过学生的雄辩会，发表演讲。所以他对逻辑的作用十分重视。他极力主张“逻辑”作学科名称，是逻辑这一学科名称的定名者。同时他也是极力主张中国先秦已有逻辑学的倡导者，和当时的章太炎、胡适、梁启超等人一致，但在具体议题上有不少分歧，发表多篇争议文章。因之这些都不免在他的逻辑课的讲授中多所发挥。他的1918年的逻辑课讲义在1939正式出版，书名《逻辑指要》。
从《逻辑指要》一书完全可以看出，章士钊在北京大学讲授的逻辑课有不少特点，是当时和后来逻辑课程所没有且应有的。章士钊的逻辑课贯穿科研和实用，且论古议今。
1.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分量并不大，约21万字，但涵盖了逻辑教学中所有题材，传统逻辑的内容，方方面面，无一漏缺。不仅如此，给人的印象是，他既对逻辑问题有精深了解，也对这些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后来发展都有所介绍，因而这是一部史论交叙的著作，是我国逻辑著作中第一本虽不详密但陈列了逻辑发展史的著作，开讲述西方传统逻辑发展史之先河。
2. 《逻辑指要》在讲述传统逻辑时，虽不是处处，却是在极多地方表现出独立思考之精神。他的立旨是“逻辑起源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为国人讲逻辑，仅执翻译之劳，岂允称职”。书中他对许多人们视之为常理的逻辑问题都提出自己颇有见地的新理解，如他提出概念有三种内涵；通涵、心涵、沽涵。概念内涵与外延之反变律并非尽皆适用。再如他对全称命题做出了多种解释等等。他还对我国对逻辑词汇的翻译提出许多不同理解，如严复把逻辑译为“名学”，一些日语译者把逻辑译作“理则学”、“论理学”等，他都认为不妥，并阐释其不妥的理由。他对严复把三段论译作“连珠”等都有所批评。因之《逻辑指要》是一本充满独立研究精神的著作。
3. 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彰显了他的逻辑义理亦为“吾国所固有”的主张。书中对逻辑义理的讲解，纵横古今地联系我国的思想著述的实例，诸如《论衡》，《木兰词》、《樟人传》、《论语》、《世说新语》、《北史》、《毛诗》、《齐物论释》等等。他这样旁征博引，广采涉猎，既显示此书之内容丰满，也从中表现了章士钊提倡逻辑的普遍性和逻辑的可应用性。这和当时一些从日文译出的逻辑课本的干巴巴讲授迥然不同。中国现在也缺乏像章士钊《逻辑指要》这样的能给人很好知识感受和精神沐浴的课本。
4. 章士钊认为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的发展，他对数理逻辑有很高的评价。他在《逻辑指要》第二章“立界”中表明了这一态度。他说，“旧逻辑逮十九世纪之中时，人思拔帜，家欲鸣鼓，几乎不能自张其军矣。顾天下事有出人意表者。旧逻辑一方以心理社会诸学为敌，辙乱而旗靡；一方又以数学为友，以数理之考思，运逻辑之本系。形式论得此高呼，万象昭苏”。他还说，“罗素与怀特赫德[2]者，数理逻辑之两斗星也，平生用力，在以全部数学，沉浸于逻辑方式之中。甚而物理，而力学，而其他诸科，亦俱令假途数学，逐渐偕化于形式逻辑封域之内”。
5. 章士钊较早提出中国古代有逻辑学，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先驱和极力倡导者。他说“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讆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他认为，中国有成系统的逻辑研究成果。他把他所认为的中国逻辑学成果都陈列在他的《逻辑指要》和他当时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他同时还和同样主张中国先秦有逻辑的其他学者如梁启超、胡适等，就具体成果的理解进行研讨和争论。当代中国逻辑史界认为，章士钊是中国逻辑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先驱。不过他们也认为，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上，章士钊的见解尚争议颇多。
6. 《逻辑指要》应该可说是世界上最早一部把中、西、印三种逻辑编织在一起来讲述的著作。章士钊是对中、西逻辑作比较研究的研究方法的创始者。他说“吾襄有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这就是按西方传统逻辑教科书的体系，时时处处补进我国先秦名辩的研究成果。《逻辑指要》一书，整个写作都贯穿着这一方针。全书28章，几乎章章都是这样比排讲述。因之可以认为，章士钊不仅是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创始者，而且他的《逻辑指要》就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范本，是一本全面的和成系统的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著作。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章士钊的这种比照研究有点做过了头，他的一些说法和论证可能很牵强。
章士钊和严复一样，他们对中国逻辑事业上的贡献都是做的西方逻辑的引进和介绍工作，但二人不同于当时某些其他学者的逻辑著作的照本引进，而是根据国情、根据北京大学学风，有自己的发挥，独创和开拓。严复因国人重古训而倡导归纳，章士钊则尊崇祖国文化传统以西方逻辑引路而发掘和开拓对中国逻辑的研究。
这期间，最为完整和影响最大的是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此书于1936年作为大学丛书之一正式出版，但之前已经作为逻辑教材使用。金岳霖、张申府在北大兼课讲逻辑时，使用的就是此教材。
不管是《逻辑指要》还是《逻辑》，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虽然以传统逻辑为主，但同时指出了传统逻辑的不足，都包含了部分现代逻辑。
第二节 现代逻辑研究的开端（1937--1952）
一、数理逻辑的引进
汪奠基、张申府这二位北大教授早期引进的数理逻辑都不够完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数理逻辑的逻辑形态就是一个逻辑演算系统。它要以符号语言给出一个逻辑，包括这种符号语言的形成规则，逻辑公理，建立逻辑演算的推理规则，建立形式证明的规则等，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还要有对这一演算系统本身的理论的探讨，即证明它的一些元定理，如一致性、完全性等。汪奠基和张申府的介绍则多偏重于数理逻辑的逻辑观念理论和它的哲学方面，以及数理逻辑的应用和它跟其他科学的关系。
这些欠缺在1936年正式出版的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中已有所补正。金岳霖在《逻辑》中，较完整地介绍了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中的逻辑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介绍了这些逻辑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几十个定理的证明，讨论了“逻辑系统之种种”即现今称作‘元逻辑问题’的如一致性、完全性、逻辑中的必然性，蕴涵的多种理解等等。然而金岳霖《逻辑》更多地偏注于数理逻辑之于人的思维逻辑，注重数理逻辑对于传统逻辑缺点之补足。加之当时罗素也没有建立逻辑元定理的探讨，所以金岳霖《逻辑》作为逻辑演算的介绍也是不完整的。
在我国引进成熟的数理逻辑，使我国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能够走上当时国外这一学科轨道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哲学系的王宪钧。王宪钧在西南联大给高年级和研究生开的数理逻辑选修课，把数理逻辑的介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宪钧1936年清华毕业后赴德国和奥地利研究和深造。在维也纳大学他选修国际著名逻辑家哥德尔的《集合论的公理体系》一课，研读希尔伯特和阿克曼的《理论逻辑基础》（莫绍揆译名为《数理逻辑基础》）。这样王宪钧在国外研读期间所接触的就是当时数理逻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1938年王宪钧回国任西南联大副教授、教授，为西南联大一年级学生开逻辑课，给高年级和研究生开数理逻辑课。国际知名逻辑学家美籍华人王浩，是当时的数学系学生，他选修了王宪钧的数理逻辑课程。他对这一课程的评价是，“宪钧师早年的一项大功绩是把业已成熟的数理逻辑引进了中国的大学课堂，这种逻辑大大超越了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正转入希尔伯特学派、司寇伦、哥德尔造就的新轨道。”
王宪钧把他在西南联大和其后多年开设的数理逻辑课的讲义编写成他的著作《数理逻辑引论》一书的前两篇。我们可以从《数理逻辑引论》一书，看到王宪钧讲的数理逻辑是当时国际上这一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这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数理逻辑引论》一书第二篇狭谓词逻辑的讲述中。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一直到1982年才出版问世。
二、现代逻辑研究的开端
早期的学者，虽然在翻译引进西方逻辑时，有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也算是一种研究，但这并不是逻辑理论的研究。而在这个期间以后，现代逻辑的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对于现代逻辑理论有比较深入研究的有金岳霖、王宪钧、沈有鼎、胡世华等，涉及的领域包括数理逻辑、非经典逻辑、逻辑哲学等。
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金岳霖的《论不同的逻辑》、王宪钧的《论蕴涵》，沈有鼎的《语言、思想与意义》《意义的分类》、胡世华的《(m+n)-值命题演算的m-值子系统》、《一个א0值命题演算的构造》、《四值命题演算和四色问题》（与陈强业合作）等。
金岳霖的《论不同的逻辑》、王宪钧的《论蕴涵》、沈有鼎的《语言、思想与意义》、《意义的分类》，按现在的分类属于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当时属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可以说是北京大学逻辑哲学研究的开端。
沈有鼎的《语言、思想与意义》、《意义的分类》更偏向于哲学讨论，只是讨论的问题与逻辑有较大的关系。而金岳霖的《论不同的逻辑》、王宪钧的《论蕴涵》更着重依据逻辑研究的技术成果对逻辑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以后逻辑哲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多值逻辑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多值逻辑主要是针对一些无法用二值逻辑处理的命题，如卢卡西维茨关于“将来偶然命题”、布兹瓦尔关于“悖论命题”、克尼林关于“认知命题”等，后来发展成关于一般的多值逻辑的抽象理论。
在《(m+n)-值命题演算的m-值子系统》中，胡世华证明了一般的(m+n)-值命题演算的m-值子系统的存在的条件及其特点，在当时国际多值逻辑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反映了当时北京大学逻辑纯理论研究的特点：虽然研究成果不多，但都是属于整个国际逻辑学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的往往也是逻辑学的前沿问题。
三、课程和教材
在西南联大期间，虽然由于学科的汇集，哲学系的课程有很大的变化，但普通逻辑依然是哲学系的基础课程，使用的教材依然是金岳霖先生的《逻辑》。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作为基础课的普通逻辑扩展到其他一些院系。
而逻辑教学最大的变化，是开设了专门的数理逻辑课程，最初由沈有鼎讲授，后期主要由王宪钧讲授。专门的数理逻辑课程开始成为北京大学逻辑学科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西南联大终结后，北京大学继续聘请王宪钧讲授数理逻辑。
1949 年以后我国大学的普通逻辑课有了方向性的根本变化。引进苏联的逻辑教材，模制苏联的逻辑课程。最早引入的是谢宁和曹葆华译的苏联M. C. 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人民出版社，1950年），另一是齐大衍译的C. H. 维诺哥拉道夫和A. Φ. 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这两本苏联逻辑教材，成了我国大学逻辑的模本，对我国后来长时期的逻辑教学有普遍且深远的影响。这个模本只讲传统逻辑，对数理逻辑持否定态度或只字不提。
这一逻辑模本也影响到北大哲学系开设的逻辑课程，教师的逻辑讲稿要根据这一模本编写。这样就使得北大的逻辑教学受到极大冲击，在学科和学术水平上较1949年前大大倒退。这时期的逻辑教学也根本谈不上教材建设。金岳霖、王宪钧、沈有鼎、周礼全、晏成书、汪奠基、江天骥等都是主张大学逻辑应以数理逻辑为主的。他们对这种苏联模式的逻辑课既持异见却又无可奈何。
1952年院系调整后逻辑学科的队伍几乎全部集中到北京大学，有清华大学的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周礼全，北京大学的胡世华、晏成书，北京师范大学的汪奠基、南京大学的何兆清、武汉大学的江天骥、辅仁大学的李世繁、燕京大学的吴允增、中山大学的容汝熀。
这样的教师力量使得北京大学开始进行逻辑人才的专门培养。1952年起开始在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逻辑专门化班，共有三个班，1950年入学的三年级班、1951年入学的二年级班和1952年入学的一年级班。共同的逻辑课程有：“数理逻辑”（王宪钧）、“西方逻辑史”（何兆清、汪奠基）。在三年级班和二年级班开设研究性的“逻辑的理论问题”和实践性的“逻辑教学实习”（周礼全）。一年级班的逻辑课程还有“中国逻辑史”，相关课程还有“高等数学”和“语言学”。
由于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课程从此形成了两套体系，作为基础课的逻辑课程和作为培养逻辑专门人才的逻辑课程。虽然作为哲学系的基础课程普通逻辑已经面目皆非，但培养逻辑专门人才的逻辑课程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得到发展，并形成了以逻辑课程为主，包含一些相关学科课程的课程体系。
第三节 在困难中坚持现代逻辑（1953--1977）
一、西方逻辑史研究的开始
最早引进的西方逻辑史的译著是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的方书春教授。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译出的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
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宪钧和吴允曾等的译作《逻辑史选译》。选译了1920年出版的德国泰奥多尔. 齐亨的《逻辑学教程》的两章《逻辑学的范围及其通史》。逻辑学通史部分包括55节，自古希腊逻辑讲到数理逻辑。其中数理逻辑的发展极为简略，只是从观念方面介绍了数理逻辑的产生和它以后的发展。作者说，数理逻辑是一种新的逻辑趋势，通过引入数学的符号和应用数学的方法，希望能对于逻辑学有所改进或者至少能使逻辑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者介绍了德国几个逻辑家拉姆贝特等人建立新逻辑的探索，英国逻辑家汉米尔顿、布尔、耶芳斯对逻辑代数的创建，摩尔根对关系逻辑的研究，德国逻辑家弗雷格、施罗德所提出的概念文字和创建的数理逻辑体系，康托建立的集合论。很奇怪的是齐亨没讲罗素在建立逻辑演算方面的贡献。
王宪钧教授还开始了数理逻辑发展史的研究，研究的成果当时并没有发表，而是集中于1982年出版的《数理逻辑引论》的书中第三篇《数理逻辑发展简述》中。
《数理逻辑发展简述》以8万多字的篇幅较详细地考察了从莱布尼茨到20世纪30年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它内容丰富、概括全面，对数理逻辑从产生到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项重要成果都有清楚而透彻的分析，对数理逻辑从产生到奠基到大发展中的逻辑思想的前后演变关联都有明晰的交代。作者明确地把数理逻辑分为五个分支：逻辑演算、证明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并把数理逻辑的整个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奠基阶段和发展阶段。初始阶段包括莱布尼茨、布尔、皮尔士、施罗德等人的贡献。奠基阶段包括康托尔集合论的建立，公理方法的发展，逻辑演算的建立，构造主义逻辑和证明论的提出。发展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数理逻辑新的四个分支即证明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的建立，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以及逻辑演算分支的新的扩张和拓展。王宪钧还认为，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有一个数理逻辑明显的承前接后的过渡时期，时间是20世纪的30年代。这一时期工作的成果为数理逻辑后来的大发展做了准备，包括哥德尔的完全性定理和不完全性定理，能行性的数学描述和狭谓词演算的不可判定性定理等。
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发展简述》，对在中国广大逻辑工作者中间普及数理逻辑观念及数理逻辑发展史的知识，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国内逻辑学界的广泛好评。评论认为，本书“引用了一些新鲜的事实，勾画出一些有重大影响的观念、方法和学说的演化线索”，“作者从历史角度提出了数学基础中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对各种学说和理论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对历史发展脉络介绍得十分清楚”，“对一些有很大影响的观念和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王宪钧先生的研究和工作“是值得重视和赞赏的”[3]，等等。
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复兴
胡适所开创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后来的北大哲学系长时间无人为继。直到解放后，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沈有鼎教授1954年6月2日至1955年3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长篇连载他的中国逻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墨辩的逻辑学》。此文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沈有鼎认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兴起以惠施为代表的诡辩学派。墨经作者的任务就是驳斥这些诡辩，由之发展出墨经的逻辑学。墨经逻辑首先是作为论辩术而发展起来的。墨经特别强调辩的意义。辩的目标就是判明是非，谁当谁不当。墨经中有关于“名”的各种讨论，对“名”作了外延上的划分。墨经详细讨论了作为命题的“辞”和命题所表达的同和异。《墨经的逻辑学》重点地讨论了作为论证的“说”和“辩”，讨论了论证的原则和方法。所谓论证的原则就是墨经讲的故、理、类。它们构成一个论证的三要素。所谓论证的方式、方法就是墨经讲的“假”、“止”、“效”“譬”、“侔”、“援”、“推”。墨经还讨论了使用这些论证方式时应注意避免的谬误。《墨经的逻辑学》也涉及了墨家对逻辑的应用，墨经作者如何使用逻辑作武器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尤其诡辩派作斗争。
沈有鼎认为，语言有民族性，语言的特性会制约一个民族的思维在表现方式上的特质。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它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他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对后来我国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起着重要影响。有学者评说，“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把墨经逻辑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它“校勘领先，诂解精审、恰当，以经注经，让墨经注释自己”，“后来的许多有关墨经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从这本书吸取过营养”。[4]
在沈有鼎离开北京大学后，李世繁也对中国逻辑史有部分研究，发表论文《试述〈墨辩〉中若干范畴的理论》，还有未出版的手稿《惠施、公孙龙和墨辩的逻辑思想》。
三、现代逻辑研究的点滴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虽然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逻辑学者，但逻辑的研究还是困难重重。但这些学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还进行着现代逻辑的研究。不过，大多数学者在北京大学的时间不长，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没有发表。胡世华1953年调中国科学院数学所，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汪奠基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江天骥1956年回武汉大学哲学系。
只有沈有鼎在《符号逻辑杂志》上发表了《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和《两个语义悖论》。历史上，悖论的发现和研究往往是促进逻辑发展的动力。罗素悖论对集合论以至整个数理逻辑的推动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语义学悖论的发现与研究对于逻辑语义学的建立和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沈有鼎在文章中所提出的集合论悖论和语义学悖论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将这些悖论称为“沈有鼎悖论”。
当时在哲学系数理逻辑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几乎无法开展。但在中国科学院、各院校的数学系，数理逻辑作为数学的分支，研究工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胡世华1953年调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后在递归论方面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的最早工作是在北京大学期间完成的，只是在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才发表。
在现代逻辑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吴允曾。他在60年代就开始将现代逻辑研究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这样的思想和研究具有前瞻性，可惜这些研究成果在1987年离世后才开始整理发表。
四、课程和教材
普通逻辑的教学和教材依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逻辑学界逻辑观念的逐步变化在我国逻辑界引起反响共鸣，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1956年苏联出版Д. П. 高尔斯基和П. B. 塔瓦涅茨主编的《逻辑》，宋文坚根据逻辑教研室的要求翻译了该书，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本书仍维持了讲概念、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假说、证明这一传统教学体系，但较前此引进的苏联教科书有显著不同。它没有批判和认识论说教，对数理逻辑有了正面评价，说它是传统逻辑的进一步发展，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书中引进了数理逻辑的一些符号表达式和真值判定方法，介绍了关系判断和关系推理，对一些逻辑课题有较细致和深入的讨论等等。
同时我国逻辑学界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自编逻辑教材的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集体自编大学普通逻辑的教材始于1960年。参加者有王宪钧、晏成书、李世繁、吴允曾、赵臣壁、李真、彭燕韩、诸葛殷同、宋文淦。教材于1961年完成，1962年由学校教材科铅印供校内使用和作校际交流。书名《形式逻辑》。全书分八章：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调查研究是思维中一种逻辑方法、概念、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法、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证明和反驳。可以说。这本教材虽较新中国成立初引入的苏联逻辑模式有一定改进，但在内容方面仍未反映逻辑科学的当代发展，讲的仍是旧传统逻辑。
1974年为了满足哲学系一年级逻辑课程教学的需要，逻辑教研室部分教师又编写了一部分量较小的《形式逻辑》，由学校教材科铅印。较之前部教材，这本教材在内容上精简和精确些，但受当时学生文化程度的影响，新编的逻辑课本仍未能在内容和体系上有所突破。
1961年国家教育部组织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逻辑教研室有吴允曾和晏成书参加了逻辑教材的编写。此书由金岳霖主编，书名《形式逻辑》，于1963年完稿，因“文革”推迟至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和逻辑教研室1961年集体编写的《形式逻辑》大同小异。
这期间北京大学依然坚持对现代逻辑研究人才的培养，1955年和1956年招收两届本科逻辑专门化，开设的课程与1952年的一年级班基本相同。他们的中国逻辑史由李世繁开设，西方逻辑史由何兆清开设。
1956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称为副博士研究生），共招生三届（56级、61级和62级）。
56级和61级有两个方向，逻辑方向和数理逻辑方向。
逻辑方向的逻辑课程有：“普通逻辑”（李世繁），“哲学系数理逻辑”（王宪钧），“数学系的数理逻辑”（胡世华），“英文原著选读”（Eaton, General Logic）。
数理逻辑方向的逻辑课程有：高等代数，数学系的数理逻辑（胡世华），英文原著选读（Eaton：general logic），公理集合论，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
1962级只有数理逻辑方向，开设的逻辑课程有：哲学系数理逻辑（王宪钧），数学系的数理逻辑（胡世华），英文原著选读（Copi, Science of Logic, Eaton, General Logic），数理逻辑基础，元数学导论。
除英文原著选读（Copi, Science of Logic，Eaton, General Logic）外，公理集合论，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数理逻辑基础，元数学导论等课程也使用英文原著。这些英文原著研究生课开课的方式多是由导师指定章节，研究生阅读，然后采用讨论班的方式，由学生讲述，然后学生讨论，最后由导师给以评讲和指导。
这些学生（包括1952年的本科逻辑专门化的三个班）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中国逻辑学科的中坚力量，如宋文坚（北京大学）、宋文淦（北京师范大学）、郁慕镛（南京大学）、康宏逵（华中科技大学）张钜青（武汉大学）、张尚水、诸葛殷同、张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为以后现代逻辑的复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节 现代逻辑的繁荣（1978--1999）
一、逻辑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
1978年改革开放给逻辑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以王宪钧为代表的逻辑学者提出了“逻辑现代化”的理念。“逻辑现代化”并不是在某个场合的一个口号，而是当时的一些谈话、报告、实践的一种概括。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宪钧在1978年和1979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的两次报告。
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作了《数理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报告。他说，形式逻辑是门学科，它只研究演绎法。数理逻辑和传统的演绎法不是对立的，是它的扩展和深入。数理逻辑用特制的符号语言而不用自然语言，不是什么性质的不同，而是为了使思想更为精确。讲授形式逻辑首先考虑的是思想准确、精密。数理逻辑是这一考虑的必然结果。应该推动数理逻辑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普及，他建议编写出版一套供逻辑和哲学工作者使用的数理逻辑读物。1985年，王宪钧申请到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现代逻辑丛书”。使得这一建议得到了实现。
“现代逻辑丛书”的出版说明概括了这套丛书编写的宗旨：“符号逻辑不仅内容丰富，还和许多学科如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等有联系，影响及于这些学科，有些影响甚至是带根本性的。我国大学的逻辑专业、计算机专业、哲学专业，都开设符号逻辑有关的课程。但是，这方面介绍性的书籍和教材在国内还不多见。本丛书的目的是提供一批叙述简明易懂和不需要较多数学知识的入门性书籍和教材。”
由王宪钧主编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计有宋文坚《西方形式逻辑史》（1991），刘壮虎《逻辑演算》（1993），晏成书《集合论导引》（1994），叶峰《一阶逻辑和一阶理论》（1994），周北海《模态逻辑》（1996），郭世铭《递归论导论》（1998）。
《西方形式逻辑史》阐述的是传统逻辑到罗素的数理逻辑的发展史。通过大量的资料说明现代逻辑是传统逻辑的必然发展。本书用较长篇幅介绍了现代逻辑前期发展的诸多学者如莱布尼茨、拉姆贝特、卡斯泰隆、胡兰德、德摩根、布尔、耶芳斯、文恩、皮尔斯、弗雷格、皮亚诺、罗素等人在创建数理逻辑进程中的贡献，展现出现代逻辑若干内容的历史源流。
逻辑演算是数理逻辑的最基础部分，是数理逻辑中逻辑方面的最主要内容，是学习和研究其他数理逻辑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逻辑演算》主要介绍古典逻辑演算的公理系统和自然推理系统，包括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带等词的谓词演算，逻辑演算的不同系统。此外，本书还简要介绍了非古典演算，包括正逻辑、极小逻辑、直觉主义逻辑。
《集合论导引》主要是从公理出发建立集合的理论体系，并着重阐明每个公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定义自然数、自然数上的演算和序。进而讨论有穷集和无穷集，定义出序数及序数上的运算、讨论序数的各种性质。最后定义出基数和基数上的运算和序，直至提出连续统假设。
《一阶逻辑和一阶理论》属数理逻辑的基础内容。一阶逻辑部分讲述了一阶语言的语法、语义，一阶推理系统，证明了它的语义完全性。一阶理论部分讲述了一阶逻辑的一些其他问题，模型论的一些基础内容，以及一阶算术、公理集合论等。
《模态逻辑》在介绍模态逻辑的学科性质和一些预备知识的基础上，详细讲述了模态命题逻辑和模态谓词逻辑。在模态命题逻辑部分中，除介绍了几个经典系统外，还介绍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基本内容及其一些应用，介绍了可能世界语义学下的典范模型及方法，由此证明了一些模态系统的完全性。
递归论是数理逻辑重要分支和核心内容。《递归论导论》阐述的内容有图灵可计算函数、原始递归函数、通用函数和通用图灵机、s-m-n 定理和递归定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递归可枚举集、m-归约和m-度、图灵度、波斯特问题。
原来在丛书计划之内，但最后没有作为丛书出版的还有沈复兴的《模型论导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壮虎的《素朴集合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模型论是研究形式语言及其解释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模型论导引》主要内容是介绍可数语言一阶逻辑模型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构造模型的一些方法，有常量方法、图灵方法、力迫方法以及无穷长语言中的和谐性质方法。
《素朴集合论》是用素朴的观点介绍集合论的基本内容，对集合论中的集合等概念以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作直观的描述。本书以上述观点介绍了集合论的最为深刻的基本内容，有集合的概念和集合的运算、映射、关系、基数、序数和超穷归纳法、选择公理。本书还介绍了一些特殊的内容，有在现代逻辑中广泛应用的两类集合族，集域代数和超滤，从技术角度讨论如何将映射和数归结为集合，以及从素朴和直观的角度讨论集合论悖论。
三、逻辑课程和教材的现代化
1979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王宪钧作了题为《逻辑课程的现代化》的报告，主张我国高等学校为文科开设的逻辑课程要改革、要现代化。
王宪钧指出，形式逻辑是学科名称，在我国也被当作课程名称。它里面讲的有些东西不是形式逻辑，如归纳法。他建议把这门课程改叫“普通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他说，目前这一课程内容基本上还是所谓的传统逻辑，加上19世纪50年代的关系推理和穆勒五法，是比较陈旧的。目前欧美不这样讲，苏联东欧也不这么讲，他们都增加了数理逻辑的内容。他说，19世纪末叶以来，形式逻辑亦即演绎法的研究没有停止，而且得到了丰富和重要的成果，这百余年来的成果是不是应该适当地吸收到普通逻辑课程中来呢，是不是应该在这一课程里有所介绍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所以普通逻辑课程要现代化。他还说，无论如何，改革和提高是必要的，吸收现代成果是必要的：如摹状词理论，量词的理论，主词存在问题，什么是公理方法，它的重要性和意义有哪些，什么是形式语言系统，什么是语法和语义，现代逻辑对于各种内涵逻辑和弗晰逻辑的研究成果等等。如何把这些内容适当地在普通逻辑课程里加以介绍，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王宪钧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设想。他说，对于不同院校和专业来说，内容可以不尽相同，难易可以有区别。也可以把课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传统逻辑，后一部分讲现代形式逻辑。就后来王宪钧设计的改革课程手稿[5]来看，他的改革和现代化设想，是在普通逻辑课中吸收增加数理逻辑的内容，同时对传统逻辑的一些概念、理论用现代逻辑的观点作新的解释。
因而他那时提出的逻辑课程改革和现代化还不是在所有大学文科用数理逻辑来替代传统逻辑，而是增加现代逻辑的部分和用现代逻辑的观点来统摄整个逻辑课程。
在王宪钧和晏成书的推动下，北大逻辑教研室还组织翻译了当时国外一些通用的逻辑教材，以作为改革的参考。如宋文坚等人翻译的《形式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苏联И.Я. 楚巴欣、И.Н. 布洛德斯基主编，此书分为两篇：第一篇讲普通逻辑，第二篇讲符号逻辑，这第二篇对数理逻辑有较为完整的介绍。还有宋文坚等翻译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P. 苏佩斯编写的《逻辑导论》、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科庇编写的《符号逻辑》。后两部著作对于国内学者编写逻辑教材和吸收数理逻辑的内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引进国外教材只是一个过渡，真正要实现逻辑课程的现代化，还需要国内学者根据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更为合适的教材。
宋文坚在给哲学系和外系讲授的逻辑课中进行了改革，由他和刘壮虎、周北海、邓生庆、李小五集体编写了《新逻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此书和国内出版的改革教材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现代逻辑为框架编写，保留了传统逻辑中仍有使用价值的精华部分。这一教材改革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8年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大学哲学丛书”。应出版社之约，由宋文坚任主编，当时在北大兼课的郭世铭任副主编，编写了《逻辑学》一书。和《新逻辑教程》一样，《逻辑学》是按在现代逻辑的框架内保留传统逻辑中仍有使用价值的内容这一原则编写的。作者力图科学地、精确地说明和使用所提出的逻辑概念，努力做到逻辑教材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体系的严整性。
《逻辑学》一书出版后，受到逻辑学界的重视和好评。2000年出版的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主编的《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中评论说：“在逻辑教材方面，1999年出版了由宋文坚主编，周北海、郭世铭等人执笔的《逻辑学》一书……编写方法较新颖，在现代逻辑的框架内保留了传统逻辑仍有实用价值的内容，并注意了从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的过渡，同时考虑了读者的具体情况，是国内一本较优秀的逻辑教材。”在2004年中国逻辑学会首届优秀成果奖评选中，《逻辑学》获优秀教材奖。
四、逻辑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
逻辑学是北大哲学系最早恢复专门人才培养的学科之一，1978年就恢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也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的博士点，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在逻辑专门人才培养上，课程和教学的现代化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教研室教师思想上的分歧、任课教师的缺乏、研究生本身的基础等问题，实际上，它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在我国的学科管理中，逻辑学仍列为哲学下的二级学科。但从学科性质、人才培养等方面看，逻辑学和哲学的其他专业有较大区别。只有经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并具有必要的现代逻辑基础知识的学生，才有可能进入逻辑学硕士生阶段继续学习和研究。
当时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在王宪钧的倡导下，北大于1987年设立了逻辑专业招收逻辑学本科生，并为此建立了全面的本科生逻辑学课程体系。设立的逻辑课程有逻辑演算、一阶逻辑、素朴集合论、模态逻辑、应用逻辑、归纳逻辑、逻辑哲学与逻辑史等。为加强逻辑学本科生的数学基础，开设了如下的数学课程：数学分析（计算机系）、高等代数（计算机系）、抽象代数（数学系）等。
在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上，1991年是重要的一年。制约逻辑课程体系建立的种种因素已经一一得到了解决，对于逻辑学硕士生的培养形成两个统一的意见。首先，确立逻辑学硕士生的培养目标是掌握现代逻辑的基础知识，为今后的逻辑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其次，逻辑学硕士生的课程以数理逻辑和哲学逻辑为核心。当年设置的逻辑课程有数理逻辑、公理集合论、模型论、递归论、证明论、模态逻辑元理论、逻辑专题。另外根据学生的情况开设一些数理逻辑类、哲学逻辑类、逻辑哲学与逻辑史类的选修课。虽然以后课程不断地有所调整，但总体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
除逻辑课程体系外，教材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上述现代逻辑丛书实际上更大的作用是当作教材。如《逻辑演算》、《一阶逻辑和一阶理论》、《素朴集合论》和《模态逻辑》，是本科逻辑学课程体系中相应课程的教材，而《西方形式逻辑史》、《集合论导引》、《递归论导论》和《模型论导引》，也在逻辑学硕士生课程体系中用作相应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在2004年中国逻辑学会首届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这套丛书获优秀教材奖；同时获优秀教材奖的还有周北海的《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984 年逻辑学科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方向为逻辑史，导师是王宪钧。1995年设置符号逻辑方向，导师是刘壮虎，但直到1997年符号逻辑方向才招收到第一个博士研究生。2000年设置逻辑哲学（包括逻辑史）方向，导师是陈波，2001年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入学。至此，以符号逻辑和逻辑哲学为两个方向的逻辑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已大体完成。
[1] 宋文坚、刘壮虎、李熙撰稿；刘壮虎统稿。
[2] 现在一般译为怀特海。
[3] 转引自宋文坚《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4] 赵总宽主编：《逻辑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5] 邢滔滔：《王宪钧论普通逻辑》，载胡军《观澜集》255-258。